节选自商务印书馆出版行龙教授著《山大往事》

持续多年的抗战岁月，实为山西大学的多难之秋。1939年12月23日三原复校后，本校又因“国立风潮”迁址宜川县秋林镇虎啸沟，后又因伤寒流行再次返迁克难坡，直到1946年4月重返太原侯家巷校园，真可谓漂泊不定。至为可贵的是，就是在如此离乱聚合的环境下，全校师生仍身在沟壑，心系文化，教研不断，弦歌不辍。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”炮火声中锤炼出了山西大学不折不挠的精神，亦成为本校日后进一步发展的宝贵财富。

1941年7月发生的“国立风潮”是迁址虎啸沟的直接原因。三原复校后，胡宗南所辖陕西地区三青团即准备与本校建立关系，1941年3月进一步提出在学校建立三青团总团部的要求，“政治阅历浅，社会经验少，又书生气十足”（徐士瑚语）的徐士瑚便让时任文学院院长兼训导长的周传儒处理此事。7月，周与胡宗南16军政治部联系后，率学校三青团员与部分教师掀起了改省立山西大学为国立的风潮，实则是在反对阎锡山。周在16军支持下占领学校，并将部分行政人员赶出学校，后又变卖校产，投身胡宗南部。在三原已无法正常上课的情况下，山西省政府亟电教务长徐士瑚将学校迁至宜川县秋林镇虎啸沟，“即使无一教授，无一学生北迁，也要将省立山大的牌子扛回来”（徐士瑚《解放前的山西大学》，载《山西文史资料》第17辑）。10月底，师生200余人在总务长王友兰的带领下，乘骡车分批离开三原，北迁秋林镇虎啸沟，12月初恢复上课。

虎啸沟旧址

《虎啸》刊物

1943年虎啸沟时期学生篮球队

秋林镇位于陕西宜川县城东30里，有居民百余户，该镇东距黄河渡口小船窝60里，北上5里，便是山西吉县克难坡。镇北两条大沟，阎锡山名之为“龙吟”和“虎啸”。虎啸沟长五六里，沟之东西两侧，有黄土窑洞百余孔，除20余孔为儿童教养院和山西科学馆占用外，其余全部归山西大学用作校舍。清一色的土窑洞，无门牌，无标记，外人到此，很难分清宿舍、教室和办公室。沟之东侧的原有空地，经师生整修后可作为操场和会场。无校门，无校牌，师生及来往行人均着大兵服，像似一座兵营，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是一所正规的大学。学

虎啸沟内的学生大多为山西流亡青年，教师多为山西学者名流。在烽火连天、家乡沦陷的战争岁月，这里却管吃、管住，甚至管穿，文化在这里得以绵延，心灵在这里得到锤炼。学生无不刻苦学习，奋发向上，教师无不循循善诱，诲人不倦。半个世纪后，当时为经济系学生的柴作梓对此学习生活仍深表怀恋：

这里没有成文的校训、校纪和校规，一切以教育部的规章为依据，条条照办，款款落实。条件确实太差，困难确实太多，但是这样的教师严教，这样的学生善学，教学质量基本上达到了应有的水平。这绝不是“假大空”，1943年有一批学生转学别的大学插班就读，没有发现差等生，有西北大学的，有武汉大学的，有复旦大学的，有东北大学的，有西北农学院的，这是事实。出

虎啸沟不是藏龙卧虎，但虎啸沟的人，并不都是土里土气、笨手笨脚的山汉农夫、村姑农妇，也有见多识广的精英，多才多气的才女，他们的课外活动，文娱体育活动，相当活跃。（柴作梓回忆文章，存山西大学校史研究室）

1943年在虎啸沟的国立山西大学部分女生

1943年创办的《山西大学校刊》

1942年虎啸沟内斑疹伤寒的流行在校内引起极大惊恐。是年春末，儿童教养院首先发生斑疹伤寒，随即逐渐蔓延到秋林各地。校内教师康石庵、李经甫及法学院院长杨峻山等数人因患时疫相继病逝，虎啸沟内人心惶惶，谈瘟色变。至暑期，外省籍教师马非百等数人纷纷借故辞职，年底，20余名学生又因故逃离虎啸沟。在如此人心浮动的情况下，1943年1月学校又奉命全部迁至克难坡。

克难坡校址

克难坡位于黄河东岸，时为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及山西省政府驻地，在紧靠黄河边上的大小山头上，一个个土窑洞坐落其间，山西大学的临时校舍就安排在克难坡四新沟的窑洞里。兼任校长阎锡山就近“治理”，惯例便是每周在克难坡的洪炉台对师生训话一次，内容无非是中庸之道和阎氏哲学。克难坡上课的同时，学校加紧改善虎啸沟的环境卫生，并修建了数十间简易平房，至1943年10月底，全校教职员工又分批西渡黄河，迁回陕西秋林虎啸沟。

虎啸沟、克难坡时期，是山西大学办学条件极为困难的时期，也是一个艰苦奋斗、锤炼校风的时期。师生员工不畏困苦，弦歌不辍，在黄土沟壑中劲奏着民族文化的乐曲。1943年1月，“以发扬文化，继承传统为己任”的《山西大学校刊》创刊；5月，《山西大学考试规则》经校务会议通过公布。1944年1月，被教务长徐士瑚称之为“山西大学学术研究第一声”的《虎啸》月刊创刊；5月，全校教职员工举行校庆42周年大会；9月，九一八纪念活动在全校展开，自立自强，收复失地，雪此国耻成为校内主旋律。1945年年初，抗日青年远征军数十人离校出发；5月，国立山西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；9月，庆祝抗战胜利，公祭抗战阵亡将士与死难同胞……

韩城校址

1946年3月山西大学返回太原的报道

虎啸沟、克难坡时期虽是办学条件极为艰苦的时期，却又是学生学术和文体活动甚为活跃的时期。物劳学会、历史学会、外文学会、经济学会、文艺研究会、医学研究会、国学研究会、法学研究会等旨在探求学术的各类学会纷纷组建成立，各学会或定期邀请教授讲座，或定期就某一问题展开讨论，学术探讨的空气不可谓不浓。晋南剧社、回声歌咏队、篮球队等文体团队的活动，更给校园增添了多彩的色调。据载：1945年5月，山大43周年校庆时，4天之内学生文艺社团共演出话剧、京剧、晋省各路梆子戏20多种，每晚观众都在三四千人。校长办公室、图书馆、教员休息室，甚至教室的土墙上都出现了数十家社团展出的壁报，同学们满怀信心地讲道，在这样一种气息中，“我们似乎能够看到山西大学正在生长着的影子”。

春到人间草木知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至虎啸沟山西大学校园。1946年春季，全校师生员工东渡黄河，辗转陕西韩城，重新回到阔别八年的太原侯家巷校园。